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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于冲绳的东亚战后史

本文摘自:《读书》2010年第2期,作者:孙歌,原题:《内在于冲绳的东亚战后史》

二○○八年初夏,我应邀参加了在冲绳举办的研讨会“为了创造‘自我决定权’——冲绳·亚洲·宪法”。这是一个由冲绳思想界和社会运动界筹备和举办、面向冲绳市民的公开学术讨论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冲绳的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对于施政权归还日本之后冲绳社会思想状况的一个回顾和总结。

在会议中,我通过影像资料了解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冈本惠德等人关于冲绳复归日本基本状况的思考,也通过诗人川满信一的报告了解了他在复归——反复归运动中起草《琉球共和社会宪法草案》的真实动机。听到在场的社会活动家关于冲绳社会现状的看法,并有幸接触到了新崎盛晖和很多战斗着的冲绳人。

新崎在《冲绳现代史》中译本前言中告诉读者,今天的冲绳是日本的一个县,但是它不同于日本其他的县(也有别于作为其他县的北海道),它有着以琉球王国命名的悠久历史,曾与明朝和清朝保持着以礼仪为表象的朝贡关系;在被江户时期的萨摩武力控制之后,它的独立性渐渐被剥夺,在明治初期的一八七九年,琉球成为日本的一个“县”,它在朝贡体系中曾经拥有过的自主性不复存在,它的历史也被日语所遮蔽,今天多数的冲绳年轻人甚至不再会说自己的语言,也不再熟悉琉球的文化艺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冲绳以琉球之名脱离了日本,但是却没有获得自由,因为它被置于美国的占领之下。在世界强权政治的网络之中,冲绳这个被践踏的区域社会却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它是美国称霸全球的重要军事基地,也是日本转嫁危机的一个载体。然而,这个“重要性”给冲绳民众带来的,不仅是无尽的灾难,还有选择认同的艰难。发生在五十年代初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复归日本还是独立于日本”的两难,就是冲绳人历史命运的写照。一九七二年冲绳的施政权“复归”日本,但却丝毫没有解决冲绳的问题。日本政府给了冲绳某些经济援助,但这不过是转嫁本土各种危机(首先是本土的美军基地)的铺路石而已。冲绳人要获得各种基本权利,依然必须依靠自己的抗争。

一位社会活动家告诉我,冲绳的社会活动家们正在为持续对抗美军基地的运动不断注入能量,对抗美军基地在冲绳的扩展,特别是把美军基地从冲绳赶出去,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斗争。

她说,美国最终可能会撤走在冲绳的基地,但是这未必意味着冲绳人的胜利和美国政府的失败,因为撤出冲绳的美军基地可以立刻重新安置在太平洋中的其他岛屿,并非所有的岛屿都有如同冲绳这样的反对美军基地的能量;美国早已预备了几套可以选择的基地设置方案,冲绳的抵抗即使可以赶走在冲美军,却未必可以把美军真的赶回自己的国土。

冲绳人的斗争目标并不是把美国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而是真正消灭战争的潜在威胁,取消美国在其国土之外的军事基地。

川满信一介绍他所起草的《琉球共和社会宪法草案》时说,这份草案是一份“社会的宪法”。它曾与另外一份由法学家起草的《琉球共和国宪法草案》一起,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一年的《新琉球文学》上,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川满在草案第一章《基本理念》里是这样写的:

第一条我们琉球共和社会人民,立足于历史的反省与悲愿,扬弃人类有史以来权力集中的功能所造成的一切罪孽的根基,在此明确宣布坚决废除国家。

这部宪法仅仅保障共和社会人民的如下行为:凭借对于万物的慈悲原理,不断地创造互助互惠的制度。

超越和偏离了慈悲原理的人民,以及协调机构及其当权者,他们的任何权利都不会得到保障。

第二条这个宪法是为了废弃所有法律而设的唯一的法。因此它废除军队、警察、固定的国家管理机构、官僚体制、司法机关等等集中权力的组织体制,不设置此类组织。共和社会人民须在每人心中摧毁权力的萌芽,竭尽全力将其去除干净。

要指出这部“宪法”的乌托邦性格是很容易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它似乎也得到了这一类评价。然而,在时隔二十多年之后,尽管这一类批评还在,但冲绳的知识分子重温这部“宪法”,却是出于清醒的现实认识。

川满信一在研讨会上说,在日本国会并不让冲绳议员发挥作用的状态下,他希望这部宪法可以唤起日本民众对现行日本国宪法合法性的质疑,唤起日本人自主设计自己社会形态的主体意识;假如日本每一个都道府县都有一部自己的“宪法草案”,那么,日本国的宪法就不得不被真正重新制定。

著名评论家仲里效则说,他是对于冲绳本土发生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复归日本”运动的彻底批判,同时提示了一种对于权力的另类想象,这就是基于对冲绳“近代”深入反思的“反复归·冲绳自立论”。局外人或许仅仅把它理解为“冲绳要求独立自治”,那就实在大错特错了。仲里效和其他反复归运动的倡导者绝对不是直观意义上的“独派”,相反,他们反对对现实不负责任的“冲绳独立论”。在严酷的斗争中,这些思想家时刻关心着斗争的有效性和理念性,为此,他们锤炼着作为斗争灵魂的原理。按照仲里效的解释,“反复归·冲绳自立论”试图对峙的,不是简单的“复归日本”,而是这样一种复归潮流中表现出来的对于殖民地主义的内在化认同以及这种认同的文化形态。同时,也如同本书作者新崎所说,反复归思想并非是复归思想的反命题,它包含着更多的创造性想象。仲里强调,真正的问题在于,“生长于冲绳的我们,是否能够获得通向世界也回到自身的话语?”这两部宪法对于政治权力的另类想象,应该理解为对冲绳话语和冲绳的世界意象的创造。

这次会后,我一直想动笔写下我所受到的冲击,把它传达给中国的读者,却苦于无法找到准确的语言。冲绳的经验并不是用苦难和反抗就可以概括的,它凝缩了半个多世纪东亚的战后史,几乎聚集了这段历史里所有的残酷和两难;而冲绳人的反抗,不仅决定着冲绳的命运,也影响着东亚的命运。冲绳的活动家们在艰苦的“持久战”中付出了几代人的生命岁月,冲绳的思想家们在紧迫的实践课题中为这一持久战打造着不断变动着的思想轮廓;在当今世界的知识格局中,冲绳人清醒地意识到,要想表述自己的历史,必须从锻造自己的话语开始,因为,这个被强权支配的世界并没有为冲绳这样的区域预留属于它的表述空间。


贯穿《冲绳现代史》的线索,是从日本战败之后直到今天发生在冲绳政坛与社会中的抗争。冲绳在战后从被美国“托管”到施政权回归日本,再到复归后与日本政府和美国的尖锐冲突,冲绳民众一以贯之的依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争取最大限度的自决权;同时,这一奋斗一直是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利用各种制度空间和时代变化的空隙来推进的。这个特性,正来源于冲绳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所处的特殊位置。

从冲绳在战后以“琉球”之名脱离了日本而被美国“托管”,直到一九七二年施政权返还日本,这期间它是美国的一个州还是东亚的一个孤儿,一直是暧昧不明的问题。这对于美国和日本政府而言并不重要,因为琉球仅仅是转嫁危机和进行交易的筹码而已;但是对于需要在现代世界中确定自己位置的冲绳人而言,这个问题却至关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对于现实政治权利的确认与斗争目标的设立。冲绳在战争后期就被日本政府“丢卒保车”了。当美军在冲绳登陆之时,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计划也同时推进。当日本本土的进步势力还在把美国军队视为解救民众于天皇制水火之中的“解放军”之时,冲绳的民众却已经饱尝了这“解放”的艰辛;而当本土的人们还对美国输入的“民主化”充满幻想的时候,冲绳的民众却已经在现实的抗争中深刻地体味到了这民主制度的虚假内涵。

但他们巧妙地利用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利用美国占领的事实和美国军政府(从一九五○年开始,这个直到一九七二年为止都拥有琉球实际统治权的美国军事机构改名为“民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条文,一步步推进和确立冲绳社会的自由度和自决权。本书上部花了大量篇幅勾勒了冲绳政坛本身的纷争对立:革新势力与保守势力、革新势力内部的对立,以及这些对立导致的冲绳社会的变化。在几乎难以喘气的紧迫节奏中,新崎描述了一个复杂变迁的动态政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日本政府与冲绳政坛内各种势力所构成的紧张力学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具有不同的结构关系,很难使用同一的尺度加以衡量。例如在这一时刻需要捍卫的政策条文的法律效应,在另一时刻却需要彻底摧毁;在这一时刻需要坚持的对日对美的某种立场,在另一时刻却需要加以否定。

政坛斗争如果没有民众意志的参与,不免会流于党争;而冲绳的政治斗争却始终贯彻了民众的意志。书中不止一次地介绍了“举岛上下”的大规模抗争形态,而且特别强调这种全岛奋起的政治斗争传统直接影响政治局势的能量,它不仅能够有效地制止例如美军对于那霸市政的操纵,也能够迫使美国驻冲政策进行让步和调整。冲绳人这种在极限状态下形成的战斗传统,在日本政府出卖冲绳利益、美国把冲绳作为控制亚洲的主要立脚点的险恶局势下,几乎是维护自己基本权益唯一可靠的方式。

当本书叙述战后岁月中发生在冲绳政坛的政党分歧和不断形成的各种社会组织的时候,它正是在叙述冲绳民众的“多元”性格,显示了冲绳的民众政治抗争依然保持了它的活力,民众的多元化政治欲求依然可以影响到政坛的斗争形态。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冲绳在当代东亚格局中的重要位置和它战后命运的两难处境。

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本书涉及的“复归—反复归”运动了。这个运动尽管内部充满了歧异和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却相当清晰地体现了冲绳战后历史中最大的两难。本书上部第九章所写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绳的最终归属,而是围绕着这个归属问题在冲绳与日本本土之间、在冲绳内部所引发的一系列派生的问题。例如冲绳施政权返还给日本政府,与日美安保体制之间是什么关系?日本自卫队是否可以开进冲绳?美军基地在冲绳返还时是否可以保留核武器使用权?冲绳的美军基地在返还之后与本土的基地之间是否应该建立一个“平等”的标准?冲绳的复归与反复归运动在时间形态上似乎是前后相续的,其实它们是同时进展的。因为在倡导冲绳复归的活动家中,很多人仅仅是把复归日本视为突破冲绳被占领局面的一个出路,为此,复归“拥有和平宪法的日本”就成为一个有感召力的口号,而这个口号的实质,与其说是回归日本,不如说是回归“和平宪法”;但是,复归“和平日本”的理想并不能解决冲绳被日本政府离弃和歧视对待的现实,也不能解决日本政府在战后并没有真正独立于美国、因而复归日本并不能有效地对抗美军占领的问题。因此,从复归日本的运动兴起的时候开始,反复归的理念和情感就同时生长了。但是,反复归是否可以通向冲绳的独立?当反复归与冲绳独立论结合的时候,它的具体困境是什么?这些困扰着冲绳人的问题最终使得“复归—反复归”变成了一个思想和现实斗争的框架或者媒介,而不是实践的目标。借助于这个框架,最为清晰地浮现出来的就是冲绳人在孤独的战斗中为自己设定的一个个具体的目标,而这些目标不仅关系到冲绳人的生存问题,也同时关系到东亚地区的国际局势。

冲绳的归属问题纳入日美两国谈判日程的时候,正是越南战争进入白热化、冲绳成为侵略越南的前线基地、日本政府更深地介入越南战争的时期。冲绳施政权回归日本,与美国把东亚反共政策的具体实施转嫁给日本的政策互为表里。与冲绳人回归“和平宪法”的愿望相反,拥有和平宪法的日本政府正是在这一时期表现了它最强烈的战争愿望。据《朝日新闻》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报道,当中国在一九六四年核试验成功之后,一九六五年一月访问美国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曾经明确表示,如果日中之间爆发了战争,希望美国立刻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正是同一个佐藤首相,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访美并签署“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使得冲绳复归日本成为现实,而这个现实的直接后果,正是本书下部中所提示的,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进一步集中到了冲绳,冲绳复归日本没有使它通向和平,而是相反,把它进一步推向战争。

复归还是反复归,这个问题远比认同问题复杂。在越南战争爆发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冲绳的民众意识到了复归与美国的远东反共政策之间的潜在联系,运动口号从“向和平宪法复归”转变为“反战复归”,这是一个与日、美政府的冲绳施政权移交目标在方向上相反的斗争,尽管它也使用了“复归”这个口号。本书指出,这个运动虽然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它却使得民众认识到了对于美军基地的默认就是对越南民众构成事实上的加害,这一认识使得冲绳的归属问题和认同问题构成了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环节。

冲绳复归日本之后,日美军事同盟以此为契机得到强化,自卫队进入了冲绳,日美的军事力量被重新整编,所谓周边事态法案等补充条款进一步强化了日本民众一直试图摧毁的安保条约,为以后的海湾战争等准备了军事条件,也为美国和躲在其保护伞下的日本在东亚确立军事霸权不断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复归为冲绳民众带来的,是虚假的繁荣和实质上的被掠夺。一位冲绳知识分子告诉我,如今充斥着冲绳的观光、贸易、生产机构,基本上都是来自日本本土的大公司,它们在冲绳的盈利并非造福于冲绳人,这些收益被转移出去,最大受益者仍然在冲绳之外,而冲绳在战后的畸形发展,使得它丧失了自己的渔业和其他可以维持社会再生产的经济形态,只能依靠“基地经济”维持社会发展。因此,如果美军基地真的被赶出冲绳,日本政府也将撤销基地补偿金(这个数额约占冲绳县收入的一半),那么,并不具备合理的产业和商业结构的冲绳社会,将要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九七二年之后更加成熟的“反复归运动”和反对美军基地的运动,以及与此相应的反对天皇制和拒绝日本国旗的运动,经历了艰难的奋斗过程。这意味着,它必须为自己设计更合理的社会形态,并且在现实斗争中不断打造它的基础。在不具备可以与美国和日本相抗衡的“国家机器”的情况下,冲绳人激发了民主社会最大的潜能,依靠自己的危机感和决断,利用合法斗争的制度空间,不断牵制美国的军事扩张和日本的同谋,也不断培育自己的政治理念。书中几次提到的“一坪反战土地所有者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理念性的具体斗争。由于它动员了多数人以“一坪”为单位分购美军基地区域内部分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在美军基地内部造成了障碍,这使得它具有了一定的现实对抗功能;同时,由于这个运动强烈的象征性,使得它同时具有了某种社会启蒙的功能。它与其他相应的运动,例如“一英尺胶卷运动”(即筹款以“一英尺”为单位联合购买美军占领冲绳时拍摄的胶卷以保留历史资料教育下一代)等结合,在冲绳社会形成了使每一个体都可能参与的政治过程。只有理解了这样的社会氛围,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川满信一起草的《琉球共和社会宪法草案》的乌托邦所具有的现实性格,也才能理解由冲绳和平市民联络会发表的《冲绳民众和平宣言》中的下面这段宣言:

所谓“经济繁荣”,只不过是追求一部分大国和其中的特权阶级的利益,所谓“和平”,只不过是维持足以保证这种利益的经济体制和国际秩序而已。

我们所企望的“和平”,是地球上的人们珍惜自然环境,尽可能平等地共享有限的资源和财富,绝不使用暴力(军事力量),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制度之间相互尊重,从而实现共生。

在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斗争去影响现实,并且在分歧和争执中日益培养出相应的社会共识的时刻,这样的宣言就绝不是观念性的纸上谈兵,它规定了具体的抗争目标,也规定了具体的理念环境,因此,它具有真实的政治能量。

冲绳民众和冲绳思想家旷日持久的抗争,并没有成为东亚社会共有的精神财富。尽管这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抗争每一次的起伏跌宕都牵动着东亚和亚洲的国际局势,尽管“举岛上下”的对抗行动意味着冲绳人为世界和平直接牵制美军的手脚,并为此耗费着巨大能量,但是,冲绳人却是在孤独中战斗的。他们的孤独不仅起源于一次次被日本政府出卖,而且也起源于难以找到冲绳以外区域的深度理解者和同盟军。

书中多次提到了日本本土的进步力量与冲绳社会之间的隔阂,提到了部分冲绳人激愤于本土日本社会的淡漠态度转而“支持基地”或者“支持挟核返还”的曲折纠结情绪;与此相对,其实本土进步人士在面对冲绳的时候也常常因为感觉到问题的复杂而无所适从。本土日本人中的良知者对于冲绳近代以后的遭遇有着深刻的罪孽感,他们常用“冲绳应该独立”或者“冲绳不是日本”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其实他们的感情大多比这种表述更为复杂。据我观察,本土进步知识分子的高调批判态度在冲绳并没有找到立脚的基础,而本土的良知者在面对冲绳时的那份真诚的歉意也并非是冲绳社会真正的期待和需求。这个深刻的错位不仅折磨着冲绳的人们,也同样折磨着本土有良知的日本人。

我曾经查阅过从一九五一年“日美安保条约”缔结到一九六○年安保条约改定时期、再到七十年代冲绳施政权回到日本这一时期的部分资料,可以说冲绳的归属问题与安保条约的关系、冲绳回归日本和安保斗争中本土进步势力的认识盲点等等,构成了一个相互勾连很难化约的庞大问题群。冒着挂一漏万的危险,我想仅仅初步地指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冲绳被美国占领的二十余年,正是安保条约在日本不断渗透、日本政府从“不战国家”转向“向战国家”的时期,安保条约这个以维护远东和平为借口的军事条约把美国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合法化,并使其不断“日本化”(日本政府在冲绳回归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原来由美国负担的军费、基地补偿费和土地管理权,成为美国在冲绳扩建军事基地的得力帮凶;同时,日美通过条款的修订使日本自卫队更直接地参与到美国军事行动中来),而冲绳的基地何去何从,正是安保条约中最核心的问题;对此,日本本土的思想界并非缺少意识,但是棘手之处在于,冲绳问题并不能完全被国家视角所回收,而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却无法建构足以对应冲绳现代史困境的有效视角。这也是本书批评本土安保运动致命弱点的原因。在作者看来,本土反对安保条约的群众运动与冲绳民众的斗争是相互脱节的,这种脱节导致了后来冲绳民众反基地斗争孤立无援的困境。

冲绳在当今世界是一个饱受凌辱但却不被真正尊重的地方。人们今天仍然很难理解的一个问题是,冲绳人并不需要同情,他们需要的是对“冲绳逻辑”的理解和尊重,需要的是立足于这样的理解和尊重的思想与行动支援。而建立这种理解和尊重,需要人们在认识论层面上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近代以来的国家观念造成的主流意识形态使得所有与认同相关的历史问题都被归入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权的范畴,这样的思维定式固然处理了世界体系中那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却无法触及重大问题所遮蔽的更为深层的社会问题。当今世界上的多数政治问题都被从“归属”的视角来定位和争执,但是归属问题的讨论可以处理的对象以及解释问题的有效性却需要具体甄别:这个视角并不是万能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不过是一个媒介,却并非问题的核心。在那些主权问题没有受到威胁或者也不存在选择余地的地方,有关归属的问题很难被相对化,也很难被问题化,它往往被顺理成章地视为可以提纲挈领的先在前提;但是在冲绳这样的社会里,归属这个关乎主权也关乎认同的重要问题却必须是相对的。冲绳的思想家对于无条件的复归日本和绝对化的冲绳独立同样保持了警惕,这恰恰是朝贡时期的古老琉球和饱受创伤的现代冲绳给他们提供的宝贵思想遗产。冲绳人为了什么而战斗?他们反抗的方向是什么?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贡献?

本书分析现实运动中“反复归论”(因为篇幅,无法在此展开“反复归论”在冲绳的多义性问题;这里新崎所说的作为现实运动的“反复归论”与本文开头提到的仲里效作为理念的“反复归·冲绳自立论”并非同一对象)的弱点时,尖锐地指出:“反复归论主张通过彻底斩断冲绳人自身构成日本国家统治冲绳内在基础的‘大和情结’,从而与日本国家在根本上相抗衡;但反复归论不得不止于反复归论,是因为它并不拥有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社会构想。”统观本书,可以注意到一个重要特征,作者虽然把复归与反复归作为一条阐述冲绳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却并没有把它设定为讨论的到达点。显然,真正的焦点是“独特的社会构想”,并不是归属问题。

本书或许并不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在无暇喘息的反对美日军事霸权第一线上战斗了半个多世纪的冲绳人,还没有获得足够的时间来斟酌他们“通向世界的话语”;但是,当饱尝歧视之苦、付出惨重代价的冲绳人拒绝把他们仅仅视为受害者、同时也拒绝把他们的“边缘”位置翻转为中心的时候,他们却已经在为我们生产着人类未来的理念。对于外界的想象力而言,或许脱离美国和日本、回归历史上的琉球、重新获得独立自治,这就是冲绳人斗争的最终到达点,而对于冲绳人来说,他们的战斗目标却远远高于这一想象,他们的具体奋斗又远比这一目标预设的内容丰富而曲折。

如果说,《琉球共和社会宪法草案》所提供的理念对我们而言仅仅意味着遥远的将来,那么,它在冲绳这块燃烧的土地上却是脚踏实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冲绳人走在我们的前面。理解本书所记录的那些抗争的含义,需要颠倒我们的世界感觉,需要反思我们的政治意识,需要重新思考关于认同的那些基本问题。发生在冲绳人和本土日本人之间的隔阂,并不仅仅是他人之事,这隔阂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政治想象与世界想象之中。在我们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并非不存在冲绳人所面对的问题,只不过它们没有以赤裸裸的形态呈现,没有形成基本的社会结构关系罢了。或许冲绳人已经在自己的实践中摸索出的政治表达方式,只有通过必要的转换才会与我们真实的问题意识发生连接,我们无法直接套用这些宝贵的思想经验;但是,即使不在这一意义上学习冲绳,至少,我们也需要扪心自问:冲绳人在反战和平意义上的国际主义视野,冲绳人反对霸权的平等共生理念,冲绳思想家在认同问题上表现出的清醒判断力,不正是中国社会也需要的基本共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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