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经

一件奢侈品引发的中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马继东 


北京连卡佛专柜里,一件价值不菲的杜嘉班纳(Dolce&Gabbana)男士西服,因为赵赵的缘故,意外成为北京798艺术区的年度话题性装置作品。

赵赵,1982年生于新疆,是一位凭借多元性艺术表达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的先锋艺术家。2015年初,他想在全家赴美前添置几件衣服,于是,带着刚到北京不久的父母一同逛商场购物。

在连卡佛百货,赵赵相中一件领口和袖口缀满金色亮片的杜嘉班纳黑色西服。他自己试穿了一下,照照镜子,觉得挺合身,转身问询父母的意见。母亲夸衣服漂亮,父亲则评价拘谨。赵赵接着让父母猜价格,父亲犹豫片刻,猜三四千。赵赵给二老亮出价签,上面赫然印着“99,999元”。

刚从新疆一所高校退休不久的父亲,见到如此高昂的价格,起先面露窘态,进而变得愤怒,经历过“上山下乡”的改造,一辈子勤俭持家、教书育人的他,如今退休工资也不过5000元左右,买这样一件衣服,对他来说,意味着“不吃不喝两年”才能凑够!

天生逆骨的赵赵,看到父亲强硬反对的态度,心里觉得有些可笑,坚持刷卡买单,过程毫不犹豫。

此举自然让父亲拂袖而去,一旁的母亲苦口婆心,劝赵赵没必要花这么多钱去激怒父亲,曾在商场工作的她说,同样材质的衣服,花3000元钱也能做出来。

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则很富戏剧性,也很当代,很“赵赵”。

赵赵的母亲,揣着儿子给的3000元钱,每天跑到北京南四环的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小心翼翼地捧着天价杜嘉班纳西服,从选料、打版到缝制,每个环节悉心比照、亲自督工,一年后,仿造任务大功告成;赵赵的父亲,在儿子建议下,将自己对此事的不满情绪,注入一篇长达万字的“檄文”里,在文末,他道出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困惑:“是否很可悲?不是因为我买不起而感到可悲;问题在于我们付出的劳动价值在哪里?怎样衡量?何以体现?”言之凿凿,字字铿锵;至于赵赵,则将母亲监制的“山寨西服”、父亲手书的信笺,连同那件引发家庭冲突的杜嘉班纳,合并为一件题为《西装》的艺术装置,作为其2016年个展的三件作品之一。

10月下旬,我在北京798艺术区的唐人艺术中心里,看到了这件由赵赵一家三口“合力”完成的作品——两件西服,正品与仿品,并列悬挂在一面刷得雪白的墙上,对面是玻璃柜里一排展开的信纸。

相比同期展出的另外两件赵赵新作,不论是被整齐切割的100公里电缆和曾在沙漠里通电的冰箱——作品《塔克拉玛干》,或是艺术家7年时间从不同家庭里收集到的1000把英吉沙小刀——作品《刀》,《西服》显然不具备宏壮的场面和震撼的数字,安静得出奇,却也格外引人注目。

我给两件西服分别拍了照片,隐去正品领口的标签,发到微信朋友圈内,让大家猜哪件是真哪件是假。短短半小时,收到几十条答复,大部分朋友都能准确命中。不难看出,如果仅从“像与不像”的角度来看,仿品似乎不太成功——当然,这也不是赵赵的创作初衷。美国艺术评论家芭芭拉•波拉克(Barbara Pollack)对此点评道 :“在赵赵眼中,这恰好例证了中国式思维的糟粕,比如仿冒品好过正品,比如微博、微信是Facebook和Twitter的有效替代。由此而来的这件装置直接将观众带入这场家庭冲突,正品和仿冒品之间的对比一目了然。”

在我发的那条关于两件西服的朋友圈,第一位正确回复的是主持人曹涤非,几乎是秒回的速度。事后他问我:“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吗?”“剪裁?”“不对。”“面料?”“不对。”“那是什么?”“扣眼”。

从工艺层面,曹涤非判断一件西服是否高级,一般根据两点:扣子和扣眼。定制类西服的扣子往往都是天然牛角扣,且一般都不会事先预留扣眼,西服做完后,还要根据客户需求做调整,袖口的扣眼是最后才打的。像汤姆•福特(Tom Ford)这样的高端西装品牌,即使成衣也是如此,让客人有享受定制服务的感觉。此外,从奢侈品所具备的“功能”、“审美”、“价值”和“故事”这四个层级的含义来判断,“一件山寨产品,即便是找齐所有原材料,请来原厂师傅,按原工序制作,即便外观百分之百像,如果缺少了LOGO所赋予的历史价值和品牌故事,二者仍是天差地别。”

曹涤非与时尚圈渊源颇深,担任清华大学时尚教育顾问近十年,与许多品牌和时尚媒体都打过交道。他认为,赵赵这件以杜嘉班纳为创作灵感的艺术作品,与以往奢侈品牌主动选择艺术家合作的案例有着本质的区别。

比如迪奥手袋(Lady Dior),曾用两年时间,邀请全球60位知名艺术家、摄影师、电影制作人,以“Lady Dior我之所见”为主题进行自由创作,中国艺术家刘建华就将这款经典手袋塑造成一件金黄色的小型雕塑,呈现与皮革质地完全不同的质感。再比如爱马仕(Hermes)与中国艺术家丁乙合作,推出过的一款名为“中国韵律”(rhythm of China)的丝巾,印满了该艺术家一贯的“米”字图案,在丝巾两个对角处,丁乙将“米”字改为了“H”。

曹涤非表示,上述两个案例均是由奢侈品牌出资,给艺术家的“命题作文”,对应的,品牌也借助艺术家的独创思维,提升社会影响力与艺术价值,属于双赢举措。而赵赵的这件作品,并非杜嘉班纳主动邀请,作品主要聚焦于他与父母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此时品牌的象征意义已经被弱化。“对艺术家赵赵来说,是不是杜嘉班纳不重要,只不过是他拎出来作为奢侈品的代表。”——也正因为属于“被动选择”,杜嘉班纳品牌公关方至今也谢绝对《西装》做出回应。

围绕这件作品,我问询另一位时尚人士、“艺术北京”执行总监李孟夏的看法。他认为,赵赵之前的创作通常都是具有野心的宏大命题,消费以及消费符号的出现比较少见,“拆去的教堂以及佛像曾经以形态统一的小立方体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而当下的中国,消费才是人们的新宗教,很多人信佛,‘连卡佛的佛’。”李孟夏调侃道。在全球消费化的时代,时尚工业欣欣向荣,消费符号化产生出一套全新的识别语言,“今天的中国,在审美、文化、消费面前产生的巨大割裂,就已经可以成为一件艺术作品了,正如赵赵以作品《西装》来呈现出杜嘉班纳这个符号的多重割裂的解读一样。”

针对《西装》所隐含的两代冲突,曹涤非阐述,老一辈人看到奢侈品,首先会想到物料和功能性,随之产生的疑问就是:凭什么化纤的会比纯羊毛贵?正装西服有一两套就够了,为何还要再买?等等。而新一代的年轻人消费观念早已升级,有了更高阶的着装搭配要求,他们选择不同款式、不同品牌,以满足不同季节、不同场合的审美。

在曹涤非看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乡的转型升级,两代人之间围绕物质层面的观念冲突只会变得越来越少,“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儿想要买爱马仕包,我不会反对,只要她能够负担。”他更关注的是未来两代人的冲突,可能集中在精神层级的观念冲突上,比如单身主义,比如丁克主义,比如性取向。

“有时,这种新的两代冲突将会来得更加猛烈。” 曹涤非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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